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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动态

浅议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

信息来源: 马文义发布时间: 2014/12/23    查看次数: 23469 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改善刑事司法环境、规范司法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实现司法正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我国确立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进行一简要的分析。
    一、我国当前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现状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此之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相关几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体现了它的诉讼精神的,在审判实践中基本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2013年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用专门条文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在人大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缺陷
    (一)非法证据的界定
    根据《刑诉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在第五十四条中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一个“等”字应该说在没有其他司法解释的情况下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犯罪嫌疑人来收集证据的情况并不乏见,比如办案警官在侦查过程中以刑期的长短来许诺或威胁犯罪嫌疑人认罪,而实际上刑期长短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和量刑程序由法官才能确定的。对于刑讯逼供的类型,通常而言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然而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已由暴力性转化为非暴力性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车轮战、冻、饿、烤、晒、固定蹲姿等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的手法。这些方面当前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里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在第五十四条中还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能够予以补正的瑕疵证据是可以采用的。补正的方式包括“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从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而言,基层警力严重缺乏,技侦手段和设备不足,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或重大刑事案件,基层法院审理的普通刑事案件基本没有全案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法庭要求公诉人说明情况,通常公诉人都提交一份由办案机关出具的不存在程序违法或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当庭自证其“罪”,而目前大部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都没有请辩护律师,讯问现场也就几乎没有其他见证人。因此非法证据的界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困难。
    (二)非法证据排除权利的保障
    从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来看,《证据规则》将被告人提出申请的时间最早限定为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对于之前则只能由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主动发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将时间向前有所推移。笔者认为根据《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并且检察院在看守所均设有驻所检察室,因此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完全有条件委托律师或自行向检察院提出申请,而且由于侦查期限一般在两个月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七个月,如果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或变相肉刑的方式,经过数月的恢复,到审判时其伤口一般已痊愈,此时更加难于取证。
    从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来看,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检察院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需要“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但是,从我国目前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理机制来看,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要在与辩方的平等对抗中赢得诉讼,必然会使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在动力不足;而公安机关本身就是证据的取得者,要求其对自己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作出说明或出庭作证,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作为被告人,在案件未审理结束前除了辩护人是不能和其他人接触的,当前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不发达,大部分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人,更无法针对非法证据提出相应证据。因此,笔者认为要查证证据取得是非法的仅靠法院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从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来看,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审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应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启动审查程序,但申请的前提是申请人提供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二是由审判人员依法定职权启动审查程序。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这一做法在当前我国控辩双方实力相对比较悬殊的司法环境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官同时承担着证据审查和案件审理的责任,以致于使非法证据可以直接进入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在法官面前,虽然审理法官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后会予以排除,但是非法证据必然也会对法官心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案件最后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一)规范侦查人员取证制度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防止冤假错案,查明事实真相,司法实践证明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证明方式。从我国基层刑事案件证据的类型来讲,因为限于人力、物力,案件几乎一半以上的证据均为言词证据,对案件侦查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将会解决申请人以及公诉人举证难的问题,这不仅是对被告人的保护,也是对侦查人员的保护,更是我国司法民主化、法制化的体现。因此建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该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全程的录音或者录像。不区分是否是重大犯罪案件,因为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并不因违法而丧失,也不因违法的大小和程度而受保护的力度不同,更何况在法院有罪判决前,谁也没有权力认定其是否是罪犯。
    (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则 
    从限制侦查权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看作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一项权利。辩方申请启动审查程序,法庭拒绝启动或者法庭经过审查程序而作出的处理结果,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公诉机关表达异议的救济性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对法庭的处理结果不服,被告人可以在实体审判程序进入上诉阶段时一并提出;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非法证据的决定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可以在提出抗诉时一并提出。二审法院对于抗辩双方的上诉和抗诉,法庭应该审查。惟有如此,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实际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随意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反复提出非法排除申请的情形 。我院审理的万某某、杨某某盗窃罪一案,在送达起诉书环节承办法官讯问被告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被告人表示不存在,但在庭审调查中杨某某及其辩护人表示有刑讯逼供,并提供了侦查员警号以及第四次讯问地点在所外不符合规定的线索,要求予以排除,因申请提出的突然庭审只能延期,从而影响了案件的高效办理进度,和当前我们开展的案件质效考评存在冲突,并且也影响了庭审的严肃性。笔者建议增加检察院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在侦查、审查起诉、送达起诉书、庭审各环节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权利,并充分释明。对于因同一原因、同一线索反复提出申请的,已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不予排除的,检察机关在移送案件至法院时,应随案移送不予排除的相关证据、材料,反之则移送证明证据合法性的全面材料;已由法庭审查不予排除的,则不再受理,但应将不予排除理由写进判决书。
    (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该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排除尚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坚决排除,对于之后的不使用刑讯手段获得的证据,倘若和此前的完全一致应当全部排除,对于不同的地方可以不用排除;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考虑到我国当前基层刑侦手段落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倘若对毒树之果一概排除,将严重影响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惩处,因此对于一般侦查手段可以获取或者不采用将对社会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可以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不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不可能发现的实物证据,则应当排除,毕竟《刑诉法》已经确立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