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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动态

浅谈虚假民间借贷案件诉讼的防范

信息来源: 杨媛媛作者: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发布时间: 2015/12/14    查看次数: 18490 次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愈演愈烈,虚假民间借贷案件诉讼由于其证据都是书证,证明力较强,对证据的审查也较为容易,因此虚假诉讼大多集中在民间借贷案件中。面对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如何有效的认定并遏制它的发生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界定

(一)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内涵

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采取虚构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正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一方当事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伪造证据的手段,使法院做出错误裁判,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双方当事人通谋,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捏造法律事实,导致法院做出错误的生效裁判,损害未参加诉讼的案外人的合法利益。”

(二)关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2007年2月,杨某向罗某借款20万元,并约定于2009年11月15日前还款,借款人杨某在还款日期到来之前,与其好友何某、胡某、赵某商量好,给三人各打了一张欠条,数额涉及其全部财产。三人按照事先约定拿着欠条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某归还欠款。法院合并审理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杨某如数归还三人的欠款。2009年11月26日,罗某要求杨某还款,杨某以无任何财产为由拒绝还款。罗某随后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但查明杨某名下已无任何财产。

案例二:2010年6月,某基层法院依法受理了辛某、陈某诉某芽菜厂的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为168万元和236万元。原告均称被告向其借款并出具借条。声称因被告逾期未还款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进入诉讼后,双方当事人均请了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庭参加诉讼。由于双方对借款事实和数额均无异议,双方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后经承办人多次审查案件,发现两案存在很多疑点,如诉讼标的额这么大但双方都声称是现金交易;当事人对案件无任何异议。随后经多次核实调查发现原被告是亲戚关系,且辛某的经济状况与出借的168万元相差很远;陈某与芽菜厂的借款也仅仅只有20万元,诉讼中标的额虚增至236万元。原来,因砂石厂法定代理人黄某经营的机械厂因经营不善进入执行分配阶段,为了逃避其财产被法院执行,才虚构了财务。

上述案例中所体现的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共同点有:案例一中杨某与其好友虚构借贷关系意图逃避债务与案例二中虚构债务的行为一致;案例一中杨某虚构债务的目的为了躲避债务与案例二中黄某为了躲避法院对其财产的执行的目的一致。

在上诉两个案件中,当事人都企图以虚构债务的方式逃避真实的债务。这类案件有许多的共同点,具有相似性,这就使得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认定成为了可能。

二、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蔓延的成因分析

(一)诚信原则的漏洞

法官在审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过程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使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行为明显属于违反诚实信用中所规定的禁止以欺骗方法形成不当诉讼,但在适用上存在的困难在于即使法官认为某案当事人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却无具体的处理方式予以参照。从大陆法系各国在诚实信用原则上的实践来看,其实用一般是通过司法判例来实现,这些判例对于案件的处理有引导作用,参照这些案例来审理案件,理论和审判实践相互结合形成互动,有利于将规定真正运用于实践。而在我国却没有这样的司法运作机制。

(二)自认制度的广泛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自认制度免除了对方的举证责任而由法庭直接予以确认。“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同谋伪造借条,再通过双方互相承认而隐瞒证据虚假的本质,使法官忽略对证据真实性的深入审查,从而轻易的采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尽管在《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了在涉及可能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时,法院也可依职权调取证据,可以认为即使当事人对以上的事项进行了自认,这些情况下自认不能约束法院职权调取证据的权力。但除了上述规定对自认的限制外,再无对自认制度的其他限制,法官依照职权调取证据的权力有限,使虚假民间借贷的诉讼行为人有机可乘。

(三)调解制度的泛用

当前我国的民事审判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因为过度强调调解的作用,片面追求调解结案,导致调解取代了审判。调解制度的滥用让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为人有机可乘。《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事实,进行调解。”在民事案件的调解中,法官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要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但在民事调解过程中,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法性审查之间存在矛盾。过分的强调调解使得法院调解了一些本身就包含了事实不清的事实,简单来说,就是虚假的事实。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始终利益归属不清,案件的审结依靠双方互相“谦让”,最后达成意思上的一致。由于调解结案方式本身省时省力且有利于提升案件质效,法院乐于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调解协议的结果是法官很乐意看到的,很容易因为这样忽视审查义务,被虚假的事实蒙蔽双眼,给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提供了大量的空间。

(四)虚假诉讼违法成本过低

对于虚假诉讼的民事责任,仅在《民事诉讼法》第104条作了关于司法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责任仅仅限于对国家的公共责任,对被侵害的案外人并无规定任何的补偿措施。责任规定过轻,与其造成的危害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偏差,导致了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蔓延。

三、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防范

(一)完善审判管理制度

当前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多以调解结案,适当减少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调解的积极性,对减少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多以调解草草结案是一种有效的途径。调解大量节省法官的办案精力,使法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去应对其他更为复杂的案件,另一方面因为考核法官业绩及案件质效倚重于调解结案率,使得法官片面追求以调解结案,被虚假民间借贷的诉讼人利用。这就要求我们对审判管理、考核评价机制进行改革,提升法官查出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责任心,促进法官查出虚假民事诉讼案件。

(二)提高法官在审判中以职权调取证据的权力范围

首先,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中,原告出示的证据通常是双方的借款合同或借条,属于书证的范畴,在证据规则中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加上被告的自认,很容易让法官轻易认定双方当事人的借贷关系成立,做出不真实的认定。

其次,在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即使法官认为案件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但在现行立法下,由于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弱化,法官也不能做出任何行为。在法官权力被法律极度限制的情况下,如何做出这种认定,即使法官发现这种破绽,在有限的权力下,如何能在可能被认为滥用权力的情形下去发现案件的真实?所以适当的扩大法官在审判中的职权对于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的查出是有必要的。

(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我国2012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6条的基础上新增1款,即“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撤销选判决、裁定、调节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承认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但该规定明确说明提起诉讼主体是“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即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中的被侵权人常常是案外人,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使得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中的被侵权人无法参照本款救济自己的权利。所以,为有效实行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案件被侵害人权利的保护,立法有必要扩大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范围,将主体扩大到只要可能影响其权利的人,而不仅限于参加之诉的第三人,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一规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为不能归就与己的事由而未能其不利部分的判决,但如果有其他救济途径的,不得以撤销之诉救济自己的权利。”正如台湾地区第三人之诉的主要推动者邱联恭教授所言,“不论其属通常辅助参加或共同诉讼的辅助参加人均不该当……” 

(四)增加虚假诉讼的违法成本

首先,建立虚假诉讼的民事侵权赔偿制度。虚假民事诉讼系滥用诉讼程序进行违法活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实施违法行为,会对他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虚假民事诉讼实际上是行为人违法借用法院的力量使第三人受害,因此构成对第三人的侵权。其行为与第三人所受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清楚,符合民事侵权赔偿损害案件的构成要件。故应对民事诉讼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加以立法确认;同时,受害人以虚假民事诉讼侵害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财产损害赔偿之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可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予以支持。

其次,加强对虚假诉讼参与人的制裁。虚假诉讼案件中,大量专业人员的参加对于虚假诉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参与制造虚假诉讼案件的律师,应向有关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依照《律师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根据其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可建议对其进行罚款、拘留、吊销营业执照和职业资格。对于情节严重的,可按《刑法》第二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