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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动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构建要素探析

信息来源: 尹媛发布时间: 2016/11/18    查看次数: 4116 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旨在构建符合刑事诉讼轻刑化趋势和统筹实现程序分流的司法制度,最大限度兼顾公平和效率。2016年中央相关部门将按部署提出该项制度的试点方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下选择性开展试点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在刑事司法领域发起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其中既有实体法层面的冲击,也有程序法层面的要求,给刑事诉讼程序的多元化提出了新命题。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无权威性界定,司法界和学术界也无明确、统一的解读,故本文从该项制度的内涵出发,结合实践经验探析制度框架构建的必要因素。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侦查、起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前提下,将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从宽处理,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宽容精神;另一方面系统性推进程序分流,提升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笔者认为,要充分理解该项制度的内涵,首先要明确"认罪"、"认罚"的含义,其次要从制度设立的背景和现实基础出发进行全面分析。
    (一)"认罪"、"认罚"的界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和"认罚"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前置性适用条件,是整个制度核心内涵精炼性的概括,要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就要明确界定"认罪"、"认罚"。此外,制度的可操作性要求对 "认罪"、"认罚"做出细致、精准的规定,一方面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供述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预判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利于办案机关准确适用。
关于"认罪"。在刑法语境中,"认罪"概念的外延大于"自首"、"坦白",并将后两者包含其中。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自首和坦白的基本要件之一即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体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除外。此外,新刑诉法第20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据此分析可知,"认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二是该认可出于自愿。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认罪"可以定义为在自愿前提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没有异议。
    关于"认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的规定:"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该规定从人民法院内部革新的角度阐述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认识。据此,认罚应当包含自愿接受处罚和积极退赃退赔两层含义。结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操作性层面的要求来理解,笔者认为"认罚"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认罪"前提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接受其犯罪行为在刑法中对应的法律后果;二是在此基础上由检察机关根据具体案情依法提出一个低于不认罪的量刑幅度建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该量刑幅度明确表示认同;三是从认罪认罚的主观态度延伸出来的客观条件,即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
    (二)制度设立背景和现实基础
    每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相应的背景条件和现实基础,这些不仅是制度构建的前提,同时还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
    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制化
    刑事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刑事司法大方向,以司法实践为限同时符合刑事司法环境的导向性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建国初期,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和维护革命政权,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1);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后,刑事政策转变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2)到文化大革命时法治体系处于"失灵"状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刑法典颁布后,刑事政策再次开始恢复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变化,我国适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系列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出台、修改明显体现出"宽"的刑事司法精神。刑事政策是刑事司法的指路明灯,但在司法实践中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则需要具体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细则来支撑。该项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正是我国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背景。可以说,在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保障和蓝本,该项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2. 公正前提下的效率要求
    正如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刑事司法一直以公正为最终追求,然而公正对于个体的意义还需要效率来维系,否则即使实现了实体公正,但却从本质上损害了程序公正。公平与效率就如同放在天平两端的砝码,任何一边的缺失都会导致另外一边变得毫无意义。过度追求公正而枉顾效率使得公正失去原有的价值,这种公正是社会和个体所不取的,故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是考量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3),也是实体公正的可靠倚仗。
    现代各国对于诉讼效率的重视可以从各国刑事立法和相关制度中得见,主要做法表现为将案件以一定标准进行繁简分流,通过节省简单案件的司法资源,将优势资源向复杂案件倾斜来提高效率并保障案件质量,例如我国的简易程序、德国的刑事处罚令程序、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但处罚令程序和诉辩交易制度除了具备繁简分流的作用,还倾向于牺牲一定程度的实体公正来大幅提高效率,实践中也确实体现出了该项制度的高效。但我国刑事司法精神追求现实的公平正义,要求在不破坏实体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司法效率的提升,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在该制度下,所有案件的被追诉人都可以选择通过认罪认罚来取得从宽的机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选择可以适用的诉讼程序,如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3. 我国犯罪实际情况和案件办理现实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法制的不断发展,结合立案登记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解决纠纷的司法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矛盾越发凸显。2015年,全国新收刑事一审案件1126748件,上升8.29%;审结1099205件,上升7.45%;暴力犯罪案件普遍下降,新收故意杀人罪案件10187件,下降5.81%;故意伤害罪案件122209件,下降3.04%;"两抢"犯罪案件下降,盗窃、诈骗犯罪案件上升;新收抢劫罪案件26588件,下降16.27%;抢夺罪案件6389件,下降12.8%。新收盗窃罪案件224907件,上升4%,诈骗罪案件35719件,上升8%。(4)以上数据,仅就一审刑事案件收、结案数量来看,都超过了100万件。同时,案件数不断增多的趋势非常明显,增长幅度也很可观。暴力犯罪、"两抢"犯罪数量虽有所下降,但总数依然庞大不容忽视;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呈现较稳的上升趋势,占总刑事案件数比例越来越大。结合员额制改革,在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驱动下,全面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创新办案程序成为必然要求。我国已有的简易程序、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诉讼程序简化上已踏出了有力的步伐,但这些程序自成一家、相互割裂,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繁简分流机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向所有刑事案件进行有效梳理和分流,统筹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与已有诉讼程序相配合,切实实现程序上简化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体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符合现代宽缓的刑事司法精神的要求。此外,随着社会科技进步,很多犯罪呈现出手段隐蔽、方式多元、反侦察能力强的特征越发突出,给证据的收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一对一隐蔽性强的案件等。为了有效挽回被害人损失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依法引导嫌疑人认罪认罚来得到从宽处理,具有现实紧迫性。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被追诉人在自愿如实供述被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自愿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退赃退赔的前提下,与公诉机关达成协议,以此获得从宽处理并适用特定程序的制度。该项制度的构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领域制度化的集中体现,有助于在公正前提下最大程度提高刑事诉讼办案效率。
    二、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制度,一方面在实体上给被追诉人提供从宽处理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程序上起到梳理案件繁简分流作用。在此之前,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实践已从不同角度为提高司法效率和实现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做出努力,推行了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和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打好了基础。
    (一)简易程序
    作为我国刑事案件实现繁简分流的一大举措,经2012新刑诉法大幅修改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绝大部分刑事一审案件,并以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为界,分为可以适用独任制审判和合议庭制审判。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对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迈出的第一大步,在此之后,我国大部分基层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满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且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都可以纳入简易程序的范畴。根据刑诉法及高法解释相关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集中体现于审理程序的简便,如:公诉人可以摘要宣读起诉书;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等。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度较低。究其原因,一是虽然法律规定某些审理程序可以简化或者省略,但由于配套制度没有跟上,反而增大法院审限压力,致使大部分基层法官不敢轻易使用简易程序;二是法律对简易程序的适用仍然设置了很多排除条件,如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等,不适用简易程序;三是简易程序的适用并未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体处理,无法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四是检察机关仅有建议权,实际启动是在审判阶段,缺乏跨阶段程序配合,不利于推动程序适用。
    (二)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诉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这是一次探索性改革实践,针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诉讼程序中的工作流程,缩短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个阶段的办案时间,以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对于满足使用条件的案件,在地方试行时规定了应当适用快速办理或优先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情形(5),促进了速裁制度的启用和推广。快速办理的程序从侦查阶段即可启动,并贯穿于整个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对于各司法部门之间的配合分工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与简易程序类似,轻微刑事案件速裁制度虽然能够大幅提高刑事诉讼办案效率,但是适用范围受限,且没有与实体上的处理相配合。
    (三)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是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提出的新内容,旨在调和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对达成刑事和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甚至不起诉。但刑事和解的适用限制条件更为严苛,需由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所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或者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过失犯罪案件才能纳入适用范围,除此之外还需要满足多项其他要求,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五年以内没有故意犯罪行为等。该项制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实体层面和社会效果方面,没有与诉讼程序的简化相结合。
    总的来说,前两种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对于效率的重视,对刑事诉讼程序简化做出了有效探索;而刑事和解制度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上三种程序、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一定范围内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司法实践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于我国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借鉴作用。需注意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普通程序、简易程序、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等是并列的概念,即一个案件不能同时适用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程序。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在程序上有其独有的内容,如上诉权的限制等,但不作为并列于以上几种诉讼程序的单独的诉讼程序而存在,它在更高维度起梳理分流作用,最终仍导向适用以上某一种刑事诉讼程序。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具有独立性,但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不可分割,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革新,形成完整、立体的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网络。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架要素探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尚在试点和研究阶段,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制度概念、结构和内容理解。因此,笔者在本部分基于制度改革背景、目的以及立法与司法的科学性、规范性,尝试性地分析该项制度的体系化构建须注意的各方面要素。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在学界、司法界都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同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一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应当划分轻重罪标准,将重罪案件排除在外。笔者不同意这种意见,其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是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认罪伏法取得从宽处理,对罪轻和罪重之人区别对待没有法理依据,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其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为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而言,适用该制度必然要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刑事诉讼程序中选择适用,其选择建立在符合程序法定适用条件的基础之上,如速裁程序要求仅针对轻微刑事案件、简易程序要求不适用于辩护人无罪辩护的案件等,各种刑事诉讼程序已具备较完善的程序适用规则,无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再做规定。综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度应对所有案件,包括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在内,都普遍适用,即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追诉人就有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同时,在满足程序适用条件的前提下,被追诉人有选择普通、简易、速裁等诉讼程序的权利。这样才能正真体现这项制度设立的价值导向,保障法律公平地适用于个体,既体现宽缓的刑事司法精神,又有效分流案件提高诉讼效率。
    (二)适用的阶段范围
    我国刑事案件定罪量刑要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前提。与美国诉辩交易制度、德国刑事处罚令程序在协商中降低证据标准、降格指控或模糊事实表述的做法不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以牺牲实体公正来换取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侦查阶段是证据搜集阶段,要保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必须坚持依法搜集、全面搜集以保障案件质量,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不能适用于侦查阶段。如果由侦查机关来启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进行协商,一是没有客观证据作为事实基础;二是易造成侦查人员证据搜集的懈怠,甚至放弃无罪方面证据的搜集,加剧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三是可能出现侦查人员为减轻办案压力等目的,采用逼供、诱供等方式让犯罪嫌疑人被迫选择认罪认罚,极大地增加了产生冤假错案的风险。
    (三)参与主体
    1.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趋势明显,人权保障也越发受到重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不管从设置目的还是人权保障角度出发,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地位都不可动摇。具体在制度构建设置中,就体现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程序选择权和撤回权。首先,认罪认罚的供述必须是出自被追诉人自愿,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选择基于理性判断,控方实际上需对其公开已有证据信息以及帮助其获得法律咨询服务;第二,检察机关应当将认罪认罚后适用程序向被追诉人释明,并取得其同意;第三,在一审法院裁判前被追诉人有"反悔权",即被追诉人有权撤回认罪认罚供述。被追诉人行使撤回权时,检察机关要向其释明撤回的后果:(1)与此对应不能享受从宽优惠,但不因此"罪加一等";(2)可能依法被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不能主张适用特定程序等。
    2. 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作为制度适用过程中的控方,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展开协商,在审判阶段指派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启动和开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1)在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通过审阅证据材料和讯问犯罪嫌疑人了解其意向,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为其提供帮助,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依法引导其自愿认罪认罚;(2)对于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依法释明适用该制度的实体和程序后果;(3)与被追诉人达成协议后,形成认罪认罚书面协议材料,随案移送起诉,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建议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普通程序审理;(4)如果被追诉人行使撤回权,检察机关应当在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供述后重新审查案件证据材料,确保事实清楚,证据依然确实、充分。
    3. 法院
    认罪认罚案件自检察院提起公诉并移送到法院后,最终由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和裁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活动基本要求,为了维护程序和实体公正,在该制度实行中以立法明确法院的最终审查和裁决权非常必要。
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起诉到法院的案件,由于涵盖了所有的审理程序--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针对适用不同程序进行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法院法官的审查方式有所不同。法官对于检察院提交的程序适用建议和认罪认罚协议有同意与否的裁决权,如果法官认为案件不符合该项程序适用条件,或者存在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要件的情况,应当禁止适用的,可以直接认定认罪认罚协议无效,并依法转为其他程序审理案件。对于被告人或检察院主张撤回认罪认罚协议的情况,法官则依法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许其撤回。
    (四)程序设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始于审查起诉阶段,最终确认于审判阶段,侦查阶段不能适用该项制度,但并不意味着侦查阶段禁止认罪认罚的提出。侦查机关担负着依法搜集、固定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责,在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能已表达认罪认罚的意愿,甚至已经作出了认罪认罚的供述。针对这种情况,侦查机关应当记录在案,在正常侦查程序完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应当在该案卷中注明。本部分主要分析该制度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阶段的程序设置重点。
    1. 审查起诉阶段
    侦查终结后案件被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这一阶段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动阶段,其程序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制度推行的现实效果。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该阶段的程序设置需注意以下四个要点:(1)检察官在讯问嫌疑人时,应当询问其是否愿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向其释明制度内容和法律后果,特别是在程序上适用该制度带来的被追诉人权利的限制,如上诉权的受限等;(2)控辩双方就认罪认罚获取从宽处理形成初步意见后,检察官需提出低于不适用该制度的量刑幅度建议以及诉讼程序适用建议,并与犯罪嫌疑人协商;(3)除法律规定的特定轻微刑事案件之外,犯罪嫌疑人在此过程中可以主动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也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4)律师可以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服务,也可以在授权之下代表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就认罪认罚具体条件进行协商,但最终结果需要犯罪嫌疑人自行书面确认。经过以上协商过程,最终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达成书面协议,在检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与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建议一并随案移送。
    笔者认为,认罪认罚协议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对控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2)犯罪嫌疑人了解并接受适用该制度的法律后果,包括上诉权的受限,并在符合法律规定范围内选择适用特定诉讼程序,如速裁程序等;(3)犯罪嫌疑人认可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协商的结果需采用书面协议进行确认,由参与协商的犯罪嫌疑人、检察官、辩护人签字。为了维护该制度设立的效率性目的,检察机关一般不得撤回认罪认罚协议,但有新证据足以改变案件定罪量刑的除外。
    结合程序上的不同选择,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承担程序准备性工作,如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案件,将社会调查评估委托等工作前置于审查起诉阶段,才能有效提升办案效率,保障诉讼程序顺利推进。
    2. 审判阶段
    检察院将案件移送起诉至法院,同时应当移送认罪认罚协议、量刑建议、程序适用建议。法院一是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判断该案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条件;二是重点审查认罪认罚协议的真实性、自愿性,审查是否是被告人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内容进行实体审查,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认罪认罚协议的事实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四是审查检察院提出的程序适用建议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人是否了解并自愿做出选择。
    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允许上诉和申诉的问题。笔者认为,申诉作为审判监督程序,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适用于全部案件。对于上诉而言,其本质是上诉权人与一审判决结果的对抗,上诉原由通常为不构成犯罪、量刑过重或程序不合法。首先,鉴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前提下,经控辩双方充分协商后适用的,制度设计上不允许被追诉人再以不构成犯罪、对量刑有异议为由提起上诉;第二,将协商引入刑事司法领域是一项重大突破,而协商要求双方遵守诚实守信原则,一般不轻易否定有效协议,这个价值导向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也应当予以体现;第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被告人自愿认罪,以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获得从轻处罚机会,与此相对被告人需放弃一定的诉讼权利,以达到制度设计上提升效率的目的。综上,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的上诉权进行限制是制度内涵所必需的。笔者认为,如果允许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上诉,则该制度的效率价值就完全无法体现,也不符合诚实守信原则的要求;而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考虑到案情一般较为重大复杂或有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等情形,可以允许上诉,但立法上应从严设定上诉条件、限制上诉理由。
    四、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广泛适用于全部案件,涉及多维度的刑事司法改革,既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变革,又包含实体法上的突破。该项制度一方面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伏法,给与被追诉人从宽处理的机会,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要求;另一方面整合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建立起层次丰富、成体系的刑事案件分流机制,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缓解越发严峻的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在社会效果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快速修复社会关系。但该项制度内容涉及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限制,在制度设置中尤其要注意人权保障,通过建立健全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手段保障被追诉人和被害人合法权利,防止发生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钱交易等问题。

 

 

 

 

参考文献:
(1)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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